新中国成立前，有那么一个职业，可谓经久不衰。无论是一片祥和的太平之世，还是饿殍满地的乱世，这个职业似乎都在一直延续着。这听起来好像不错，可是却是一个让人人都避而远之的职业——妓女。这个行当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，那可是个几千年都没断过的“铁饭碗”。怪吧？天底下啥工作都可能因为改朝换代、天灾人祸给干黄了，唯独这个，生命力旺盛得跟野草似的。为啥？俩字儿：活命。太平年月，一个良家妇女，要是家里不是穷到揭不开锅，谁愿意干这个？可在那个年代，女人的地位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她们没法像男人一样考科举、做买卖，甚至连继承家产的权利都悬。一旦家里遭了难，男人还能去当兵、卖苦力，女人呢？摆在她们面前的路，窄得可怜。被卖，或者，自己卖。到了乱世，这事儿就更残酷了。军阀混战，天灾人祸，今天这儿打仗，明天那儿发大水。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，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奔头。家里没粮了，怎么办？卖儿卖女。一个闺女，换几斗米，就能让一家人多喘几天气。被卖掉的女孩儿，最终的去向，十有八九就是那个不见天日的火坑。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，清末到民国时期，华北地区但凡遇到大饥荒，“鬻妻卖女”的现象就呈指数级增长。一张卖身契，就把一个女孩儿一辈子的命运给定死了。当然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这个行当里头，也分三六九等。最上等的，是那些名妓、花魁。她们大多从小被买来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对，样样都得学。她们卖的，更多是“艺”，服务的对象非富即贵，是文人墨客的红颜知己，是达官贵人的社交名片。比如晚清到民国那会儿上海滩的那些“书寓”“长三堂子”，消费高得吓人，普通人连门都摸不着。这些女性，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今天的明星，有粉丝，有话题，甚至能影响舆论。但别搞错了，她们本质上还是商品，是没有人身自由的。再风光，命运也攥在别人手里。恩客一句话，就能决定她们的荣辱生死。往下，就是咱们在影视剧里最常见的，开在闹市区的二等、三等妓院。这里的姑娘，没那么多才艺，靠的就是年轻貌美。她们每天要接待一波又一波的客人，像流水线上的零件，早就麻木了。她们的人生，就是从一个男人怀里，到另一个男人怀里，日复一日，看不到头。最底层的，叫“流莺”“野鸡”。她们连个遮风挡雨的屋檐都没有，就在街头巷尾、桥头渡口，用最卑微的方式，换取一点点能糊口的钱。她们面对的，是最大的风险和最直接的暴力，没人管，没人问。同样是“妓女”，里面的世界，比咱们想象的复杂多了。但无论哪个等级，她们的共同点都是身不由己。没人是天生愿意干这个的。每一个坠入风尘的女性背后，几乎都有一部滴着血和泪的个人史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这都是老黄历了，跟咱们有啥关系？这个古老的职业，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被以雷霆之势彻底取缔了。1949年11月21日，北京一夜之间关闭了所有妓院，解放了224名妓女。随后，上海、天津、全国各地，都开展了同样的行动。这不是简单的“扫黄”，而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。政府把这些妇女集中起来，成立“妇女生产教养院”。在里头，第一件事不是说教，而是给她们治病。旧社会的妓女，十个里有八个都带着一身的性病，梅毒、淋病，苦不堪言。新政府免费给她们治疗，用的都是当时最好的盘尼西林。第二件事，是教她们读书识字，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，比如纺纱、织布、缝纫。最关键的，是第三件事：把她们当“人”看。让她们知道，自己不是商品，不是玩物，而是和所有人一样，有尊严、有权利的社会公民。很多被解救的女性，几十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，都说那是她们“重生”的开始。从“鬼”变回“人”，这是她们最常说的一句话。这场运动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个奇迹。它告诉世界，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毒瘤，不是不能铲除，关键看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能力。为什么今天还要聊这个？因为驱动这个古老职业背后的黑手，将女性物化、商品化的逻辑，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形式变了，媒介新了，但内核没变。依然是把人，特别是女性，当成满足欲望的工具和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。我们今天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妓院、没有“红灯区”的社会环境里，是无数前辈用巨大的努力换来的。这份干净，来之不易。我们回头看那段历史，不是为了猎奇，也不是为了批判谁。而是为了提醒自己：第一，要明白女性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捆绑在一起的。当一个社会，能为所有女性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、就业机会和人格尊严时，那些旧时代的悲剧才不会重演。第二，要警惕任何形式的“物化”思想。无论是物化女性，还是物化男性，都是对“人”这个身份的贬低。一个人，永远不该成为另一个人的附庸或商品。
